伤痕文学历史记忆的文学论文创伤书写

伤痕文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，聚焦历史创伤记忆，通过文学创作进行创伤书写，它以独特视角，将社会历史变革中个体与集体所遭受的伤痛、苦难等经历转化为文字，在文学层面留存历史记忆，这类作品不仅反映时代伤痕，更借文学力量引发对历史的反思，让读者透过文字感受创伤的沉重，深刻认识历史对当下及未来的影响，在文学史上留下独特印记 。

伤痕文学历史记忆中的创伤书写研究

伤痕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思潮,以反思“文革”创伤为核心，通过个体命运的真实书写，揭露极左政治对人性的摧残，本文从创伤书写的理论维度出发，结合伤痕文学的创作实践，探讨其历史记忆的建构方式、叙事特征及文学价值，研究发现，伤痕文学的创伤书写兼具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虚构性，通过第一见证人叙事、悲剧性框架及情感宣泄，实现了对集体记忆的保存与疗愈。

伤痕文学；创伤书写；历史记忆；集体记忆；第一见证人

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,中国文坛兴起了以反思“文革”创伤为核心的“伤痕文学”思潮，这类作品通过个体命运的真实书写，揭露极左政治对人性的摧残，打破文学创作的历史禁忌，推动新时期文学回归人性关怀与批判精神，伤痕文学的创作不仅是对历史创伤的文学再现，更是对集体记忆的保存与疗愈，本文从创伤书写的理论维度出发，结合伤痕文学的创作实践，探讨其历史记忆的建构方式、叙事特征及文学价值。

创伤书写的理论维度

（一）创伤的定义与特征

创伤一词源于希腊语“τρυμα”，最初指外力对人体造成的物理损害，随着创伤理论的发展，其含义逐渐扩展至精神层面，凯西·卡鲁斯在《无人认领的经历：创伤、叙述和历史》中首次提出“创伤理论”的概念，并将创伤定义为“一种对于突如其来的、灾难性事件的无法回避的经历，人们对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、无法控制的，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性现象反复出现”，这一定义准确描述了创伤的性质：创伤是一种压倒性的体验，其迟滞和重复反应会影响人们现在的生活，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耐性。

（二）创伤书写的目的与功能

创伤书写旨在将个体或集体的创伤经历通过文字形式呈现出来,实现情感的宣泄与疗愈，创伤书写可以帮助创伤者梳理混乱的记忆，将未被言说的恐惧、羞耻与无力感转化为可被理解的故事；创伤书写可以唤起读者的共鸣，促进集体记忆的保存与传承，正如哈布瓦奇在《论集体记忆》中所言，集体记忆包括历史记忆和自传记忆，前者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获得，后者则是个人对往事的回忆，无论是历史记忆还是自传记忆，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。

伤痕文学中的创伤书写实践

（一）第一见证人叙事：历史记忆的保存者

伤痕文学的许多作品中,都有一个第一见证人的影子，卢新华《伤痕》中的女知青晓华，刘心武《班主任》中的张俊石，孔捷生《在小河那边》中的姐弟等，这些第一见证人以个体经历为切入点，承载着为全体社会文化成员讲述“十七年”和“文革”历史的巨大功能，以《伤痕》为例，晓华因母亲被“定为叛徒”而遭受歧视，决定与父母“彻底划清界限”到农村插队，这种“决裂”行动并未改变她的命运，反而让她在乡下因母亲的“历史问题”入团受阻，恋人调职也受到影响，九年后，当她终于拿到母亲的澄清信回家时，母亲却已病逝，这一情节不仅揭示了“文革”对个体命运的摧残，更通过晓华的视角，让读者感受到千百万个家庭曾经历的破碎与伤痛。

（二）悲剧性叙事框架：人性底线的践踏

伤痕文学作品普遍采用悲剧性叙事框架,聚焦知识分子、知青等群体在政治运动中的精神创伤。《枫》中武斗青年的惨烈死亡，通过家庭伦理崩塌与青春毁灭的具象化描写，揭示集体狂热对人性底线的践踏，冯骥才的《啊！》则从肉体伤害转向精神异化的哲学思考，进一步拓展了创伤书写的深度，这些作品通过悲剧性叙事，不仅展现了“文革”期间的丑恶与欺骗，更通过小人物的命运，反映了极左政治对人性的全面摧残。

（三）情感宣泄与疗愈：从痛苦到共存

伤痕文学的创作具有强烈的情感宣泄色彩,作家们通过作品，将自己和亲人在“文革”期间承受的创伤转化为文字，实现情感的释放与疗愈，张贤亮的《灵与肉》通过知青许灵均的命运，展现了“文革”对个体精神的扭曲与折磨，伤痕文学的创伤书写并非沉溺于痛苦，而是试图在叙述中寻找意义，展现人物如何在碎片中寻找希望，如何在绝望中生出韧性的根茎，这种从痛苦到共存的转变，体现了伤痕文学对人性复杂性的忠实回应。

伤痕文学创伤书写的文学价值

（一）打破历史禁忌，重建文学与现实的联系

伤痕文学的创作终结了样板戏的美学垄断,重建了文学与现实的血肉联系，其人道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“改革文学”“寻根文学”的诞生，通过揭露“文革”期间的极左政治对人性的摧残，伤痕文学为新时期文学奠定了悲凉基调，推动文学回归人性关怀与批判精神。

（二）保存集体记忆，促进历史反思

伤痕文学的创伤书写通过第一见证人叙事、悲剧性框架及情感宣泄，实现了对集体记忆的保存与传承，这些作品不仅让读者感受到“文革”期间的痛苦与伤痛，更通过文学形式，将这段历史转化为可被理解、被接纳的故事，正如徐贲所言，记忆所涉及的不只是记忆的“能力”，更是回忆的公众权利和社会作用，伤痕文学的创作，正是通过文学形式，行使了这种公众权利，促进了历史反思。

（三）推动文学创新，拓展创作边界

伤痕文学的创作在艺术上首次引入悲剧意识,奠定了新时期文学的悲凉基调，伤痕文学的创作也推动了文学形式的创新，冯骥才的作品通过记忆的碎片、闪回的画面、感官的错位等手法，呈现创伤如何如幽灵般缠绕当下，这种创作手法不仅丰富了文学表现力，更为后续反思文学、寻根文学等思潮提供了借鉴。

伤痕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思潮,其创伤书写兼具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虚构性，通过第一见证人叙事、悲剧性框架及情感宣泄，伤痕文学实现了对集体记忆的保存与疗愈，其创作不仅打破了历史禁忌，重建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，更通过文学形式，促进了历史反思与文学创新，伤痕文学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，如部分作品存在概念化倾向，政治控诉多于艺术提炼，但无论如何，伤痕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首个思潮，其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均不容忽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