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北文学荒漠的文学论文边地意识

本文围绕“西北文学是否为荒漠”这一争议展开，聚焦西北文学论文中的边地意识，西北因地理位置、历史文化等因素，常被贴上文学发展滞后标签，但论文指出，西北文学有着独特边地意识，体现在对地域文化深度挖掘、民族风情生动展现及边地人民生活真实刻画等方面，这种边地意识赋予西北文学别样魅力，证明其并非文学荒漠，而是有着独特价值与贡献的文学区域 。

西北文学“荒漠”中的边地意识：从生存书写到文化重构的文学突围

西北文学常被贴上“荒漠”的标签，这种刻板印象既源于其地理环境的严酷，也折射出主流文坛对其文化价值的忽视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雪漠的《大漠祭》、路遥的沙漠之行、阿来的《格萨尔王》重构等文学实践时，会发现西北文学并非文化荒漠，而是以独特的边地意识为内核，在生存书写、文化重构与精神超越中完成了对“荒漠”标签的突围，这种边地意识不仅是对地理空间的书写，更是对文化身份、精神信仰与民族命运的深度叩问。

生存困境的文学显影：边地书写的现实根基

西北文学的边地意识首先体现在对生存困境的直面书写上，雪漠的《大漠祭》以甘肃凉州农民老顺一家的生活为切入点，将西北农民在贫瘠、闭塞环境中的生存状态推向极致，小说中，挖井老汉“一眼挖下去是沙土，再挖下去是石头，熬到心快死的时候，指尖缝里才渗出凉气”的细节，不仅是对物质匮乏的具象化呈现，更是对西北人“活路哪条不是这样刨出来的”生命哲学的深刻诠释，这种生存书写并非简单的苦难展示，而是通过日常细节的累积，构建出一种“以生存为信仰”的边地精神图谱。

路遥的沙漠之行则提供了另一种生存书写的维度，在毛乌素沙漠中，他通过“世俗的纷乱嘈杂与沙漠的苍茫寂寥”的对比，完成了对自我精神困境的突破，沙漠在此成为“异托邦”，既是对世俗世界的逃离，也是对文学理想的朝圣，这种生存体验的文学转化，使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塑造出孙少平这一“沙漠精神”的载体——他以煤矿工人的身份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，在苦难中坚守尊严,实现了边地生存哲学与现代性精神的对话。

文化重构的文学实践：边地书写的精神超越

西北文学的边地意识更体现在对文化身份的重构上，阿来的《格萨尔王》与刘亮程的《本巴》通过史诗重构，打破了传统边地文学“现实叙事”的单向度，构建出“现实与神异”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，在《格萨尔王》中，说唱人晋美在虔诚与疑惑的张力中穿梭于史诗与现实，使格萨尔王的神话降格为可触摸的生活经验；而《本巴》则通过“搬家的游戏”“捉迷藏的游戏”“做梦的游戏”等奇幻叙事，将蒙古族史诗《江格尔》转化为对现实世界的深度隐喻，这种重构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，更是对“边地”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义——边地不再是文化边缘的代名词,而是文化创新的策源地。

雪漠的创作则提供了另一种文化重构的路径，他以“深掘一口井”的创作理念，将甘肃凉州的文化符号（如方言、民俗、宗教）系统化地融入小说，形成“中国式的人间喜剧”，在《猎原》中，他通过牧人与盗猎者的冲突，揭示了生态危机背后的文化冲突；在《白虎关》中，女性在沙漠中的生存挣扎，则成为对传统性别秩序的挑战，这种文化重构并非简单的地域文化展示，而是通过文学想象,将边地文化转化为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资源。

精神信仰的文学表达：边地书写的终极指向

西北文学的边地意识最终指向对精神信仰的叩问，在张承志的《西海固笔记》中，回族穆斯林在干旱中的坚守，被赋予了“以信仰对抗荒漠”的象征意义；杨显惠的《定西孤儿院纪事》则通过饥荒中的儿童生存史，揭示了“希望”在极端环境中的精神价值，这些作品共同构建出一种“边地精神信仰”——它既包含对自然的敬畏（如锁阳村老汉对地下水的执着），也包含对文化的忠诚（如烽燧守望者对祖辈印记的坚守），更包含对命运的超越（如孙少平在煤矿中的精神成长）。

这种精神信仰的文学表达，使西北文学突破了“地域文学”的局限，成为探讨人类生存困境的普遍性文本，雪漠在《大漠祭》中通过老顺一家的命运，提出了“在物质匮乏中如何保持人性尊严”的命题；阿来在《格萨尔王》中通过史诗说唱人的困惑，探讨了“传统与现代如何共存”的命题，这些命题的提出，使西北文学的边地意识具有了跨地域、跨文化的思想价值。

从“荒漠”到“绿洲”的文学突围

西北文学的边地意识，本质上是一种“在极限中寻找可能”的文学精神，它通过对生存困境的直面、文化身份的重构与精神信仰的坚守，完成了对“荒漠”标签的突围，这种突围不仅为当代文坛提供了独特的审美经验，更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，当我们将西北文学置于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视野中审视时，会发现其边地意识早已超越地理边界，成为连接不同文明、不同族群的精神桥梁——这正是西北文学从“荒漠”走向“绿洲”的终极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