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学论文中的国际视野:全球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实践

文学论文需具备国际视野，全球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实践是重要体现，它要求在撰写全球文学史时，不局限于单一文化视角，而是融合多元文化，关注不同地域文学特色与互动，本土化实践强调将国际文学现象置于本土语境中解读，挖掘其与本土文学的内在联系，既展现全球文学共性，又凸显本土文学个性，促进国际文学交流与理解，丰富全球文学史书写。

全球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实践

全球文学史写作的范式转型,本质上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动态博弈的学术映射，21世纪以来，以《剑桥世界文学史》《文学：世界史》为代表的著作，通过打破西方中心主义、重构经典评价体系、强化跨文化比较，为全球文学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，这种转型既是对经济全球化催生的文化同质化趋势的回应，也是非西方国家在文化主权争夺中的学术突围，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学传统的文明体，其全球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实践，不仅关乎学术话语权的重构，更承载着文明互鉴与文化自信的双重使命。

全球文学史写作范式转型的学术逻辑

（一）从西方中心到多元共生的结构重构

传统全球文学史以欧洲文学为轴心,将非西方文学视为“他者”的补充，19世纪德国学者西奥多·蒙特《文学通史》中，中国文学仅占3%篇幅，且被简化为“道德说教”的载体，21世纪新范式则通过区域整合与跨区域交流，构建多中心网络，如《文学史：走向全球视野》将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、东南亚口头传统纳入核心章节，打破民族国家框架，强调文学流动中的文化杂交性，这种结构转型，实质是对“文化帝国主义”叙事的技术性解构。

（二）从经典崇拜到动态评价的范式突破

传统范式以“经典性”为筛选标准，导致大量非西方文学被排除在外，日本学者木村毅《世界文学大纲》中，印度史诗《摩诃婆罗多》仅作为“宗教文献”提及，而未纳入文学史主线，新范式则引入“文学性”与“文化适应性”双重标准，如《文学：世界史》将中国网络文学、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列为“21世纪全球文学现象”，认为其通过媒介创新与本土叙事重构了世界文学版图，这种评价体系的转变，标志着学术权力从西方学者向全球知识共同体的转移。

（三）从线性叙事到空间诗学的方法论革新

传统全球文学史以欧洲历史分期为时间轴,如英国学者约翰·德林瓦特《文学大纲》将“文艺复兴”“启蒙运动”作为全球文学演进的标尺，新范式则采用阿帕杜莱“文化流动”理论，构建空间诗学框架。《剑桥世界文学史》通过“丝绸之路文学带”“大西洋奴隶贸易文学网络”等专题，揭示文学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与文化抵抗，这种方法论革新，使全球文学史从“西方中心的时间史”转变为“多元互动的空间史”。

中国全球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路径

（一）历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

中国拥有独特的文学史书写传统,从《文心雕龙》的“通变”观到章学诚“史德”论，均强调历史连续性与文化主体性的统一，在全球化语境下，这种传统被赋予新内涵，王德威《现代中国小说十讲》通过“没有晚清，何来五四”的命题，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叙事，将本土经验置于全球现代性框架中考察，这种“以中释中”的学术实践，既抵制了西方中心论的殖民性，又避免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封闭性。

（二）比较视野下的本土特质提炼

中国全球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,关键在于通过跨文化比较凸显中国文学的独特性，莫言小说中的“高密东北乡”叙事，既吸收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技法，又根植于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的志怪传统，这种“东西魔幻的共生”，在《文学：世界史》中被解读为“全球文学地方化的典范”，再如，中国网络文学的“修仙”类型，通过“金手指”“升级流”等本土叙事模式，重构了西方超级英雄叙事，成为全球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，这些案例表明，中国文学的全球价值，恰恰在于其不可替代的本土性。

（三）技术赋能下的传播创新

在数字时代,中国全球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实践，需借助新媒体技术实现传播突破，TikTok上“中国古典诗词挑战赛”吸引全球用户参与，使李白、杜甫的诗歌成为跨文化传播的“超级文本”，再如，阅文集团通过“网文出海计划”，将《庆余年》《赘婿》等作品翻译为20余种语言，覆盖全球200余国家，形成“中国故事，全球共鸣”的传播效应，这种技术驱动的传播创新，不仅扩大了中国文学的全球影响力，更通过互动反馈机制，反向促进了本土文学的创作更新。

挑战与对策：本土化实践的深层困境

（一）学术话语权的结构性失衡

尽管新范式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,但全球学术评价体系仍由西方主导，SSCI期刊中，中国学者关于全球文学史的研究占比不足5%，且多集中于“东方主义批判”等边缘议题，破解这一困境，需构建“中国主导的学术共同体”，如通过“一带一路”文学论坛、亚洲比较文学学会等平台，推动评价标准、研究方法的本土化重构。

（二）文化隔阂的翻译壁垒

中国文学的全球传播,面临“可译性”与“可接受性”的双重挑战，鲁迅《阿Q正传》的英文译本，因“精神胜利法”的文化特异性，在西方读者中引发“误解性解读”，对此，需发展“文化转译”理论，如通过“副文本策略”（注释、前言）解释文化隐喻，或采用“创造性叛逆”原则，在翻译中保留文化差异的同时，构建跨文化共鸣点。

（三）商业逻辑与文化价值的冲突

在文化产业全球化背景下,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常陷入“流量导向”的陷阱，部分网络文学改编影视作品，为迎合国际市场简化文化内涵，导致“文化折扣”，破解这一矛盾，需建立“文化价值评估体系”，将艺术创新性、文化独特性纳入传播效果评价，避免“文化快餐化”对本土文学精神的消解。

全球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实践,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学术表达，中国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代表，其路径既非对西方范式的简单模仿，亦非对传统经验的封闭坚守，而是在“守正创新”中实现文化主体性的重构，通过历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、比较视野下的特质提炼、技术赋能的传播创新，中国全球文学史写作正从“边缘参与”走向“中心共建”，这一过程不仅关乎学术话语权的争夺，更承载着文明互鉴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想象，随着“新文科”建设的推进，中国全球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实践，必将为全球文学史研究贡献更具包容性与生命力的学术范式。